托班因疫情倒闭宁波55名家长集体诉至法院结局却有点温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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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宁波镇海一幼儿托班因疫情的关系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关门,家长集体诉至法院。案子该怎么处理?家长最后能拿到赔偿吗?

  “万法官,履行款已经全额支付,汇款回执已经上传到了微法院,请查收。”宁波镇海区人民法院法官万婷婷说,当她接到当事家长陈某某的这通电话,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下来。至此,这起涉及55名原告的涉疫系列案全额履行完毕。

  今年 4 月,受疫情影响,镇海区一家幼儿托班及游乐场资金链断裂倒闭,第一批五名托班幼儿家长向我院提起诉讼,这起案件很快分到了我手上。

  我第一时间向区商务局了解案件前期调解情况,案件涉及的人员数量、金额、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。

  在律师的配合下,我们通知有关幼儿家长在一定期间向法院登记,将同类案件并案处理,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,同时减少人员的聚集。

  经查明,该托班的筹备主体为上海某公司,在宁波成立了关联公司,实际控制人为陈某某。今年3月,就在家长同陈某某协商退费事宜时,宁波关联公司注销了工商登记,在行政机关组织调解时,陈某某也一直没有拿出解决方案,家长们群情激愤,认为陈某某有故意逃避债务的嫌疑,家长的代理律师也认为这些钱要退回来很困难。

  经过实地勘察,我发现托管班的规模并不小,装修很新也很精美,看得出陈某某花费了不少精力。

  我抱着疑问打通了陈某某的电话,在电话里,陈某某表示,没有要逃避债务承担的意思,注销宁波公司是因为这家公司本就是为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设立,没有参与托管班的运营。

  他还告诉我,这个托管班他前后投资五六百万,倾注了大量的心血,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幼教行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,他现在欠银行贷款上百万、欠商场房租几十万,经济特别困难,要他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真的是无能为力。

  我从法理和情理的角度给陈某某分析了案件,告诉他从法理上讲,他所注册的上海公司性质为一人有限公司,作为股东他很大可能要承担责任,从情理上讲,这些家长基于信任选择了他,应当得到妥善解决。经过沟通,陈某某答应尽力去借钱,也提出了调解方案,但经过几个回合调解,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,为建立双方的信任,于是我决定组织一场面对面的调解。

  在我的组织下,陈某某向家长坦诚道:自己因为生意失败,经济上出现困难,对辜负大家的信任表示抱歉。

  我一边督促陈某某拿出可行的调解方案,一边开导家长考虑到疫情的影响,尽可能多一些理解。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沟通,家长心里的怨气逐渐消散。

  一名家长站了出来说:“你提出的方案我同意了,我也是做生意的,疫情谁也无法预料,我能够理解你的不容易”。之后,剩下的四名家长都陆续同意了调解方案,连一开始吵着要让陈某某上黑名单的家长也说“算了,遇到疫情都不容易”。

  在引导当事人加上不按期履行的违约条款后,各方达成了调解协议。之后,前期登记的其他家长也全部参照该调解方案与陈某某达成调解协议。陈某某也没有辜负家长们的信任,按照其承诺全额自动履行完毕。

  当我听到陈某某向家长们表达歉意时我很感动,人生中的成功或者失败只在一时,能够坦诚表达歉意,不逃避自己的责任,是勇敢的表现。当我听到家长对陈某某说我理解你的难处时我很感动,疫情无情人有情,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突如其来的疫情,但是可以选择处理的方式,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,传递出司法的温暖,让我们以更大的热情面对生活的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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